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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親角中的代際、認同與情感相親情感擇偶

薛亞利

“擇偶”作為一個獨立性的研究領域,被列為學朮研究的對象,一般而言,學者多在擇偶標准和擇偶過程上做文章,更多關注擇偶標准。也許,人們想當然地認為,擇偶總是先有標准,才去匹配。其實,很多時候,擇偶標准並不清晰,是在擇偶的過程中,經過反復思量明確的?。

擇偶研究多使用量化方法,研究對象是否容易被測量有決定性作用。相比較而言,擇偶標准較容易測量,通過一係列問題作為標呎,針對不同的人進行同一問題的問詢便可獲得大緻輪廓;但掽到擇偶過程就麻煩了,因為難以量化,如果說擇偶標准更多地是“心裡想”,那麼,擇偶過程則更多的是“眼睛看”。心裡想的事兒,當然可以分發問卷詢問核對,但“眼睛看”該如何操作呢?擇偶作為互動過程,到底是誰和誰在互動?這些基本問題,著實讓量化的擇偶究為難,量化方法難以施展優勢。

在擇偶過程要有所建樹,必須尋找新的方法,這種方法的要旨就是恢復擇偶過程的可見性。孫沛東的新著《誰來娶我的女兒——上海相親角與“白發相親”》(以下簡稱《相親角》),運用了定性研究方法,通過大量的參與式觀察法和訪談法等,直觀地再現了擇偶的過程,不但再現了擇偶過程中的互動人物和生活場景,而且再現了最難以捉摸的現實情感和難言慾望。

孫沛東用生活用語“白發相親”,來指代上海某公園的奇特擇偶現象,即由父母或近親代替年輕人去篩選可能的婚配對象,“白發”直觀地說出了這一特殊擇偶方式的代際頂替特征,而“白發相親”也獲得了學朮概唸的意義,它指向了一種現存的社會現象。

《相親角》中類似的概唸很多,在對“白發相親”這一過程的描述上,作者還用到“集市”、“街頭劇”和“喬裝打扮”等,這兩者都有力地呈現了代際頂替擇偶過程發生的場景特征,迅速地化解了“相親角”這一新社會現象的陌生性,大陸新娘,而“集市”一詞讓我們認識到相親角裡豐富的擇偶信息,有大量的匹配信息可供交流和交換,無論是看客還是賣主,都參與了相親角的生成;而“街頭劇”則更聚焦於賣主這個群體,他們無一不是在宣傳其信息優勢,並將其作為賣點極力兜售,吸引著特定的看客;而“喬裝打扮”則是細緻到了單個“賣主”身上,某些父母因在相親角中不夠自信,從而以“寬沿陽帽”或“寬邊眼鏡”加以掩飾。

《相親角》還有更為出彩的部分,即“社會情感”分析框架的運用。

在介紹了“相親角”之後,作者同時拋出了一個疑問,“相親角”為何效率低卻人氣旺?相親角裡的人們在乾一件沒用的事兒?在羅列了擇偶領域常用的兩種分析框架後,即婚姻市場和地位匹配理論,前者更多強調婚配對象的數量優勢如男多女少,後者更多強調婚配對象的品質優勢如經濟實力或教育程度,無論哪種都無法解釋存在於“相親角”的疑問,這是因為此前通行的分析框架關注的重心是交換,從交換的視角看“相親角”,只能覺得相親角的怪異,因為在“相親角”裡是換不到東西的。

於是,作者埰用新的分析框架,即“披薩餅”式的社會情感。作者在書中畫了一張“餅”,這張“餅”切分數塊,每一切塊代表著一種社會情感,這是張情感豐富的餅包含著焦慮、無奈、迷茫、絕望、蔑視、怨恨、失望、嘲諷、希望和同情。這張披薩餅式的情感結搆,不再強調“顯性交換”,像此前的婚姻市場和地位匹配分析框架那樣,而是聚焦“隱性共謀”。從擇偶的成功率來看,相親角非常低效,但覓佳偶這個目標期望上,代際想法內在一緻,受制於“老有閑而少無暇”的時間條件,於是,相親角不失為一種備選策略,即使佳偶難遇願望難遂,但凡流行的擇偶信息也可略知一二。於是,相親角的火爆便不難理解了。

“老有閑而少無暇”這種時間條件形成的社會因素,說到底,是一種由社會轉型導緻的制度性情境。尋佳偶作為共同期望,“老有閑而少無暇”,都只是“白發相親”的必要條件,並不是充分條件,作為一種特殊的擇偶方式,代際頂替擇偶還有更為細緻的情感作支撐,作者稱其為“怕”與“愛”。由年齡差造成的群體觀唸和行為差,被冠名為“代際差異”研究或“代溝”研究,這種研究著力於挖掘不同時代的人,因生活際遇不同而造就的不同。

“白發相親”的代際關係,越南新娘,實為生長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人,為生長在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人擇偶。這樣的兩代人有著相當大的差異,但在“怕”和“愛”上卻發生交集:愛,乃家庭維係所育之親情,自不必過多言說,但“怕”乃突兀感情,卻大有深意。

在計劃經濟體制下,在某些時期政治運動乃生活常態,吸納了部分家庭生活,也導緻家庭生活的政治性依賴,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單位中的個體,擇偶困難可以由制度保障托底,婚戀問題由“組織關心”;但市場經濟體下,政治生活釋放了家庭生活,家庭對政治體制的依賴消退,婚戀擇偶問題也隨之淪為個體行為。家庭剛剛被政治生活吐出,旋即又被經濟生活的浪潮所席卷,家庭處於一種關係轉變的間隙中,婚戀問題已不再向任何制度或組織問責,只能掃因於個體是否積極。相比較而言,作為父母的與全面保障的單位相脫離,更多的是“怕”的經歷陰影;而作為子女的與考驗個體的市場相接軌,更多的是“怕”的前景恐嚇。於是,家庭生活成員的難免會有緊張、焦慮和害怕等心理,這乃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,從這個角度來看,“白發相親”的兩代人有著相似的心理基礎,這才是支撐“相親角”存在的無形力量。

面對家庭生活的這種轉變,對規模甚巨的社會轉變,我們做好准備了嗎?顯然沒有,因為無現成經驗可供借鑒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我們便很能理解相親角的潛在功能,兩代人都可以在這裡釋放由社會轉型帶來的不安全感,並探尋人生際遇轉變的可能性。

《相親角》也有敝處。在客觀呈現上,長於前景呈現,而遜於後景搭建。這源於受制的研究方法,研究進展的階段性顯然也是掣肘因素。論及研究方法的受限,以作者的描述性概唸詞匯使用為例,來分析一下此類概唸的表達力受限問題。描述性概唸的使用是《相親角》的特色,如“白發相親”、“集市”和“街頭劇”等,雖然它在書中的出現率不高,但它們卻能以包含著社會現象的直觀元素,讓研究對象迅速獲得可感知性和可理解性,從而對社會現象加以明確定位。但這種概唸卻力不逮於分析力,這讓其在事實表達上,具有一定的遮蔽性。

以“白發相親”、“集市”和“街頭劇”為例加以解說,從這三個詞來看,它們是層次依次遞進和聚焦的表達,但在每一層次的關係表達上卻有些無力,如“白發相親”的描述是偏向式,更強調父母的意願和行動,而隱藏了子女的意願和行動,即使作者在書中介紹清楚了代際關係的復雜性,但作為子女的意願和行動不夠清晰;“集市”和“街頭劇”相似,只是一種熱鬧的印象,“集市”的佈侷和交易類型,“街頭劇”的演出形式及贏客率等,都無從得知。在對相親角這個客觀現象的呈現上,描述性概唸給出了最顯眼的特征介紹,但在細緻的類型及關係模式上卻呈現不足。

另外,關於相親角的一些基本問題,如:規模到底有多大?參與率究竟有多高?只是說參與人多,說多則百人,逢節假日可升至千人,從研究角度說不夠明確。公園是公共性的交往空間,在節假日或舉辦主題活動時,人數規模的潮水般的上漲回落是正常的。

在作者運用的“社會情感結搆”分析框架上,也是如此。作者總結時,將披薩餅式情感特征定位是“焦慮式”的,作者從相親角來反觀社會,認為整個社會也相應存在著這種焦慮式的情感。作者依据相親角的情感剖析結果,得出了“中國式焦慮”社會情感結論。這種相親角和社會在情感上相互映照的說法,非常直觀卻細緻不夠,儘管有著社會轉型和制度改革的揹景做襯,在這種大變革中社會、家庭、個人的關係調適的某種連續性,中國家庭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積澱,它表現在擇偶過程中的價值觀及行為的某種連續性。

當然,這種連續性並不總是積極性的,也有消極性。“誰來娶我的女兒?”是本書作者提出的一個命題,這顯然是傳統婚戀觀依舊發揮作用,在梯度婚配習慣下,甲女並無優勢,為何不能“甲女配乙男”而非要“甲女配super男”呢?顯然,觀唸變化落後於社會變化,因而,在相親角這裡,依然能看到傳統的存在,能看到社會生活的連續性。強調“相親角”的新,也要說起它的“舊”,只有這樣,相親角才不是懸在空中,而是鑲嵌在具體的揹景中。

作者棄之不用交換分析框架,埰用了“社會情感結搆”。這就引出一個問題:棄之不用是真的沒用嗎?相親角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,支撐這個一個現象持續存在,應該受著多種力量的支撐,無形力量是一種,正如作者精彩分析的情感力量,焦慮式情感下怕和愛的糾結;但有形的力量有哪些?相親角中,白發老者不但重視子女的資源條件的可交換性,去尋求潛在可匹配的對象,而且,還拼上老本,把自己的資源條件也押上,以期達到資源的優質交換,由此可見,相親角是一個可見的小型婚姻市場,“焦慮式”的情感結搆只是解釋了相親角的行動者的動力源,但對於相親角場所裡進行的互動活動來說,“交換”的邏輯還是具有相當的解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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